抵挡得住民众的冲击。往往是起事者前门冲到，税官税丁从后门跑路，便算是完成对税使的〖革〗命。

    各县的知县也有了心理准备，纷纷效仿知府大人，对起事百姓以安抚为要，不少县令甚至答应担任名义上的起义首领，代表民众向朝廷上书。当然也有坚决闭门不出的，起事民众亦未过分强求，更没有攻打县衙，两边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

    又过了一天，苏州等地也相继起事。冬月二十二，民变者如山川

    奔腾般涌上街头。上午，在灭渡桥捶毙正yu出逃的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阅、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二十三日，民变者找到税官的藏匿之处，殴杀潘行禄、周仰云等十多人，并捣毁其室庐。长洲知县邓云霄竟也参与民变，将捉到的委官头目汤莘、徐成带到玄妙观接受公审，愤怒的民众将二人当场殴死。

    流血使人群沸腾，民变者如群狮冲向苏州税监黄建节的官署，当场将其殴死二十四日，民变队伍又到支持税官的乡绅丁元复家和归某家，焚烧其屋，痛打其人“一个也不宽恕”在持续三日、目标明确的集体行动中，暴力与悲情尽情释放，但哗变者并不扰民，偶有趁乱打劫者，亦为王学党人组建的督察队诛杀。

    二十五日，苏州各城门贴出民变者的榜文，声称“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力请皇上尽罢矿监税使，复我市面繁荣，无有扰民之意。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藉口生乱”一时间，江浙一带纷纷相应，各府各县都在击杀天怒人怨的矿监税使，建立民团保卫市面。到了腊月里，起义的风潮席卷整个东南六省，加上四川云贵，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抗阉起义，达到了高潮。

    然而这次的大起义，又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有显著不同。

    首先，与破坏力极强的农民起义不同，这次市民起义虽然暴力十足，始终在指向明确的可控范围内对于矿监税使及其走狗，起义者一个也不放过，但并不伤及无辜。

    比如上海起义当夜，未参战的起义者分区出防，维护治安，凡监狱改过所，硝磺局等要地，防守尤严，救火队亦全体戒备，社会秩序稳定。虽然仍有地痞流氓趁乱打劫，但都被赶来的督察队抓获，并严惩不贷。

    其余地区的状况，没有和海这样理想，但发生的sā乱都在可控的范围内，并末有一处发生大规模的打砸抢。这在农民起义中是不可想象的。

    究其原因，一来是目标明确，市民把所有的愤怒的都发泄到阉党身上。二来，是因为起义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城市的权力者王学党人和本地绅商、乃至官僚们，都不愿意看到城市出现sā乱。在琼林党人的指导下，他们通过大量的先期工作，有效地防止了有人趁火打劫。

    还有第三一点，那就是发生在城市，与城市居民丰关，而且是在城市环境中塑造出来的集体行动，虽然引发的原因，和引发农民暴动的原因差距不大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但与农民起义也有本质的区别：城市百姓容易抗争、也容易安抚，因为他们是靠手艺和劳动力为生，失去工作或者薪水无法养活自己，就会抗争，但随时找到工作或者得到合理的报酬，随时就能生存下去。

    而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中，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一切，从此徘徊在死亡边缘，再也没有希望，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一旦起义，便带着无穷的戾气，常会演变成毁灭一切、推翻朝廷的风暴。

    “简单地说，城市民变虽有抗争，并不颠覆“他们反太监，但不反皇帝。”崇明岛上的江南水师驻地，当年沈默和胡宗宪最后一次对酌的山间别墅中，沈默慢悠悠的向张居正解释道。

    “你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张居正眼睛瞪得溜圆道：“这个古今中外都没有成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