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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7章 自己的路
段。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法家思想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有的主张对内,有的主张对外。而涉及了内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内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怎么分,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

    意识形态对内的部分,首先是天下是一人一家之天下,还是天下人之天下。政权是私天下,还是公天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大家不信天命了,回答这个问题解决政权的合法性。

    讲历史,经常把秦汉并举,隋唐连称,唐宋连称,元明清连称。隋唐连称,只是延续秦汉惯例,有政治上的继承。唐宋连称比较怪异,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五代,就像把元朝隐去连称宋明一样。宋和明可以分割,但唐与宋却不可分割,不然说不清宋朝。

    有讲唐宋并革,从方方面面举例子,指出这个时代发生了重大转变。其实各种转变都是表象,核心是意识形态在这两个朝代发生了重大转变。

    唐太宗言,“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句话落实到国策上,就是改变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内外有别的意识形态。徐平讲仁不施于外,就是从这句话来的,唐朝的教训,让宋朝对内外之别格外敏感。他不这么讲,就是士大夫之公敌。

    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天命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政权是需要合法性的,认为古代的人都头脑简单,或者单纯是愚笨,不会考虑这个问题是失察了。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形成了国家,政权一直需要合法性的来源,不然就会面对“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局面。中国的历史记载清楚,脉络清晰,明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有其内在需求。不然凭什么你做皇帝,我不能做皇帝?凭什么是你们去治天下,不是我去治天下?好处为什么给你们,不给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先秦诸子,对于最早的政权合法性,大多是推于圣人。即出现了政权,最早的当权者是大家推选出来的,是获得绝对大多数人认同的,顺天而应人。此时就是公天下,先秦对三代的记载,有记载史实的一面,有完善公天下而改和编历史的一面。

    三代之后,由公天下向家天下转变,至周而大成。天下封建,各守其家,天子只为诸侯共主,而非天下的主人,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此时,是没有大一统的合法性的。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仍然使用先秦的家天下,甚至更进一步发展成一人之天下。这是最早的大一统政权,政权的合法性几乎被乎略。陈涉一呼,政权合法性就轰然崩塌。

    到汉武帝用董仲舒,以天命论,给了政权合法性,至此大一统政权才真正完成。

    天命论本自《公羊春秋》,其中本来含着“公天下”的基因,是通过天命授予天子而治之。到了唐朝,天命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政权的合法性需要一个新的来源。特别是朝廷要削藩镇、去寺宦,重建大一统,需要新的理论基础。韩愈和柳宗元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儒学复兴,并分别承自孟子和荀子而成两派。

    柳宗元彻底否定天命,把天命与人世彻底割裂,天人不相感,不相交,韩愈对天命讨论不多。他们在认为天命不以足做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后,把合法性来源归于治乱。而要达天下大治,则需选贤任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圣贤政治。在求贤,使自己为君子而为贤士大夫上,不再求于天,开始朝性情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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