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从当年的怒而削去孔圣后裔的衍圣公的爵位，到对孔氏南北两宗嗣位之争的冷漠，又到现在似乎不及余力的加封，好像是令人难以费解。但是只要与形势变化相结合来细思，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

    想当年大宋皇帝献城投降,群臣或叛或逃，朝廷也是分崩离析，而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圣后裔也北行觐见敌酋，赵昺明白在这个时候若是自己仍不发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必须拿出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抢占舆论的制高点。

    此后北伐节节胜利，孔氏见蒙元大势已去,又想弃元投宋想争夺虚位多年的衍圣公之位，这明显是墙头草的行为，且想当然的以为崇文的南朝会欣喜接纳。而赵昺却不能让他们坐收渔利，否则都对不起死于国难的那些儒士和追随自己多年文臣士子们，自然也要让其明白危难之时叛离的后果。

    而现在却能欣然接纳，其一，孔洙以整理先人遗作重注《六经》为名，对其中内容做了有利于赵昺施政和革新的解读，这等于向他递上了投名状，承认了其为天下儒士共主的地位，也就变相承认大宋为中原正统王朝，并以儒家圣人为他们做了背书。

    其二，儒家在大宋王朝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宋太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言和不杀士大夫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在对孔圣的祭祀上。

    历史上对孔子的祭祀提升到国家层面，大约是出现在西汉中期。时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以致上天发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到了唐代，朝廷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著名的儒者。

    进入宋代，从祀制度更加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此外，孔庙还有专门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学家配享从祀。

    所以说在宋朝孔子的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并在几位‘神经质’皇帝推动下，对孔圣的祭祀一度成为与上天和国家的祖神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万古可能唯有孔子一人而已。即便赵昺废黜了衍圣公，但对孔圣的祭祀也一直没有停止，香火供奉从未短缺。

    当下赵昺同意重新敕封衍圣公，同样也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士就成为后世各朝各代治理国家的主力，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帝位维护政权的左膀右臂，这在宋达到了一个高潮。

    若孔子成为神，衍圣公俨然就是其在人间的代表，在儒者的心目中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宋失去中原近二百年，南北对峙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民族撕裂。而赵昺重新敕封衍圣公，加封孔圣则可借其收拾人心，弥补南北之间的裂痕。

    毕竟文化的传承向来是增加民族认同感和加强团结的良药，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分分合合却始终能保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