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朋友在城里当老板，领着一支工程队。我把魁元以及随他同来的后生介绍过去，在那里当小工，也算是混一碗饭吃。

    几天以后，他们敲开我的房门，苦着两张脸，说实在没法干。嗯啦，实在没法于了。

    “怎么回事？”

    “也没有什么。”

    “晕街了？”

    “我倒是从来不晕街，就是……晒。”

    “你是说太阳晒？”

    “就是”

    “你没戴个帽子？”

    “戴了还是晒呵。”

    “你在乡下不晒太阳的？”

    “我……从来不做田里的工夫。”

    “你成天做什么？”

    “不做什么，有时候帮盐午哥收点谷，讨点帐，大部分时候 就耍一耍，打牌，坐人家。”魁元笑一笑，朝同来的那个后生递了个眼色，后生正在瞟电视嗑瓜子，也适时地一笑。

    “你们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懒？”我说出了一个很重的字。

    “是懒，确实是懒。”魁元很高兴地接个话头，“我在屋里还懒一些，从来不打柴，从来不挑水，从小到现在，我还不晓得米是如何淘的潲是如何煮的。”

    嗑瓜子的后生说：“我也是，你要问我屋里的弯刀钎担在哪里，问我屋里的猪一餐要吃几多，我肯定不晓得。”

    “我出去打牌，一打就是半个月。”

    “牌我不打，我到县里三舅舅屋里去耍，骑摩托玩，看电视。”

    我有些吃惊。从他们不无自豪的口气里，从他们多少有些夸张的自我介绍里。我发现了词义的蜕变，一场语言的重新定义运动早已开始而我还蒙在鼓里。我所憎恶的“懒”字，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争着往自己胸前佩戴。我正在指责的惰性，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语，被他们两眼发亮地向往和追慕，我下一步如何同他们说话？

    当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取消了“懒”字的原义，比如说到谈对象找媳妇的时候，他们说谁的婆娘懒，谁的姑娘不懒，倒是对做女人—一给予贬斥。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不过是新增了一本男人的词典，对女性不适用的词典，“懒”正是在这本新词典里获得了在目的光辉。从以想见，懒是如此，那么欺骗、剥削、强理、凶恶、奸诈、无赖、贪污、偷盗、投机、媚俗、腐败、下流、拍马尼等等，都可能或者已经成了男人最新词典里的赞辞和奖辞——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男人那里是这样。在他们的眼里，如果还有男人不承认这本词典，并不能说明这本词典不存在，只是说明这些男人是一些语言的异性，十足的可怜，被排除在词义的革新潮流之外，落后于历史的暗影里。

    人们的对话，常常在两种或多种词典之间进行。词义翻译的困难，尤其是深层感觉里词义翻译的一个个陷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随时慎察的。一九八六年我参观了美国弗吉尼亚洲的一个“艺术家殖民地”，也就是一个艺术家创作中心。

    colony（殖民地）一词一直使我感到别扭。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诸多殖民地宗主国，在很多西方人那里，colony并不具有殖民地人民记忆中杀人、放火、强奸、抢掠以及鸦片输入之类的形象，相反，它词义平和，只不过是侨居地，聚居地的别名；甚至还隐隐散发出开发者、开拓者的浪漫诗意，与帝国记忆里援外开发、 航海探险、文明传括的种种法案和证词相联系。殖民地是高尚者的驿地，英雄的营垒。西方人用这个词指示艺术家艰难工作的处所，从来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也就是在美国，我遇到一个叫汉森的，懂中文，娶了个中国老婆，在一家大报社当亚洲版的记者。听我谈到中国人的苦难以后，他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