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这样的表述读起来既迷人又令人困惑，有不只一种的互相缠绕在内，我指的是你“编撰者序”中谈到的“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缠绕。到底是树顺着你的笔尖一直长到了罗伯家的后坡上，还是罗伯家后坡上的树一不小心长到了你的稿纸上呢？而且从此就在稿纸上继续生长，期望着与罗伯家后坡上的树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重新相逢？请谈谈你所理解的“语言与事实”的关系这个永远令人头痛的问题。

    韩少功：语言与事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游戏，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游戏。小说的长与短，成与败，都在这里。严格地说，任何事实用语言来描述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事实。事实到底在何处？你可以逼近，但没办法最终抵达。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没有“事实”，而只有对事实的表达。或者说，各种对事实的表达，也就是我们能够有的“事实”。长在稿纸上的树，就是小说家眼里实际上有的树。皮兰德娄让他的剧中人物寻找他们的作者，语言界面与事实界面给打通了。

    崔卫平：对于虚构的小说来说，事实本身甚至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话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谈话，借此可以打开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侧面。

    韩少功：对，很多时候是提供了一个借口。现在新闻媒体每天都报道大量的事实，所谓记录事实已经不是小说的优势。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小说不再是事实在前台，而是作者站到了前台，像主持人一样接替了演员的角色。这是强迫读者把注意力从事实转向对事实的表达，从“说什么”转向“怎么说”。当然，这是小说形式的一种调整，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方说作者老是站在前台抢风头，是不是也会令人生厌？你就那么中看？

    崔卫平：在作者身后，总是应该有一些类似“硬件”的支持。对写作者来说，更靠近的事实是自己写下来的句子，句子是真实的。而这些句子一方面借助于和一般所说的“事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句子和句子之间、正在写下的句子和以前写下的句子以及未来将要写下的句子之间若现若隐的关系。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这两方面的“度”都把握得很有分寸，非常讲究克制或者自律。

    韩少功：其实，积二十年写作的经验，我现在充其量只知道什么是坏的语言，所谓好的语言却常常短缺。这里有两种倾向我比较警惕：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只有机械僵硬的关系，语言没有独立而自由的地位；另一种是语言与事实之间完全没有关系，语言独立和自由得太离谱，泡沫化的膨胀和扩张，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用三句话来说，用八句话甚至八十句话来说，甚至把矫揉造作胡说八道当做语言天才……

    崔卫平：变成能指的无限滑动。

    韩少功：很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曾经称之为“语言空转”，就是说这种语言没有任何负荷，没有任何情感、经验、事实的信息的携带。德里达曾经有个著名的公式：thesighisthatthing。他在is上打了一个x，在thing上打了一个x，表示他的怀疑。这当然是对的，任何语言或符号都不是事实本身，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另择”的，但可不可以因此就把thing取消掉？如果取消掉了，我们凭什么辨别什么是有效的语言而什么是无效的语言？靠什么尺度来判别这种语言好而那一种语言不好呢？更彻底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语言？有的作家说：没有这种尺度。这当然是自欺欺人。读者手里还是有一把尺子的，他们随时可以判断出哪种语言是“空转”，是华而不实。

    崔卫平：无论如何，小说提供直观的对象。在有些人那里，对象被取消了，只剩下“直观”直观，失去了来自对象的控制。

    韩少功：语言自我繁殖，从语言中产生语言，像是摆脱了地心引力的飞扬，这其实不可能。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