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里有“晕船”、“晕车”、“晕机”之类的词，但没有马桥人的“晕街”。晕街是一种与晕船症状相仿的病，只在街市里发生，伴有面色发青，耳目昏花，食欲不振，失眠多梦，乏力、气虚、胸闷、发烧，脉乱，呕泻等等，妇女患此病，更有月经不调和产后缺奶的情况。马桥一带的郎中都有专门治疗晕街的汤头，包括枸杞、天麻、核桃什么的。

    因此，马桥人即使到最近的长乐街，也很少在那里过夜，更不会长住。上村的光复当年到县城里读书，去了一个多月就严重晕街，整整瘦了一圈，要死要活地回山里来了。他说苦哎苦哎，城里哪是人去的地方！他后来好歹读了个文凭，好歹在城里谋了个教书的饭碗，在马桥人看来已经是奇迹。他对付晕街的经验是：多吃腌菜。他就是靠两大坛子好腌菜，外加多打赤脚，才在街上坚持了十多年。

    晕街是一个我与马桥人经常争论的问题。我怀疑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病，至少是一种被大大误解的病。城市没有车船飞机的动荡，充其量只比乡下多一点煤烟味、汽油味、自来水里的漂白粉以及嘈杂声响，不大可能致病。事实上千万城市人也没有得过这种病。我离开马桥之后，读了些杂书，更加怀疑晕街不过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暗示，就像催眠术。只要你有了接受的心理趋势，听到说睡觉，就可能真睡了；听到说鬼魅，就可能真见鬼了。同样的道理，一个长期接受阶级斗争敌情观念教育的人，确实可能在生活中处处发现敌人——一旦他预设的敌意招致他人的反感、厌恶甚至反弹性报复，那么，事实上的敌对状态，反过来会更加应证他的预想，使他的敌意更加理由充分。

    这一类例了揭示了另一类事实，不，严格地说不是事实，只是语言新造出来的第二级事实，或者说再生性事实。

    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它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就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箴，众口烁金，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想到这一点以后，我在女儿身上作过试验。我带她坐汽车，事先断定她不会晕车，一路上她果然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适。待下一次坐汽车，我预告她会晕车，结果，她情绪十分紧张，坐立不安，终于脸色发白紧锁眉头倒在我的怀里，车还没动就先晕了一半。这一类试验，我不能说我屡试不爽，但这已经足够证明语言是一种不可小视的东西，是必须小心提防和恭敬以待的危险品。语言差不多就是神咒，一本词典差不多就是可能放出十万神魔的盒子。就像一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

    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

    我没法说服马桥人。

    我后来知道，本义若不是因为晕街，也差一点吃上国家粮。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在专署政府当马夫，以后很可能当干部，前途一片阳光。他像其他马桥人一样。总觉得街上的日子问。那里少见姜盐豆子茶，没有夏夜星空之下的水流声，没有火塘边烤得热乎乎的膝盖和膀裆……他的马桥后不大容易让人听懂。他也没法像街上人起床那么早。他总是忘记扣好裤子的前档总是遭同事的嘲笑。他不习惯把茅房叫作什么厕所，也不习惯茅房分男女。

    他也学习一些同事的习惯，比方说用牙刷，用水笔，甚至跟着耍耍篮球。第一次上场他忙得满头大汗到下场时还没有摸到球。第二次上场。对方抢了球则要攻篮，他突然大叫一声“停——”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目光一齐投来。他不慌不忙走出场，揪了一把鼻涕，又回到场内，对球员们若无其事地挥挥手，“太急火了，太急火了，慢点来。”